散文丨水运宪：我的峡谷我的村

最近一次去乌龙山大峡谷感觉特别奇妙。多云的日子避开了阳光暴晒，体肤的感觉极其清爽。天色又非常明亮，远山近水一览无余，黛青色的大峡谷蜿蜒数公里，顿时让人感觉到一种逼面而来的深沉。奇峰异壑，地洞天坑，吞蛇吐象、卧虎藏龙。诡秘阴沉的气场，涵容万物的气度，的确与外界截然不同。

我记不清楚那条大峡谷到底去了多少次。大约四十年前，我接受了以湘西大剿匪为题材的写作任务，全不知山高水险，懵懵懂懂一头扎进了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那次走得最苦的地方就是龙山境，据说是离省城长沙最远的县，再往北走三两步，就一脚踏进了湖北。偏偏这个县面积又最大，坐汽车把所有乡镇跑一遍，足足花了半个月时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时这峡谷也不叫这个名字。两侧崖壁上，零零散散可以看得见一些小寨子，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那里叫“火岩村”。屋后岩石有如烈火烧过一般，赤红发黑，因而得名。我记得若干村寨几乎都分布在半山腰或者山头上，还问过一句蠢话：“那他们吃水还要下山挑？”他们说不用，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让我大涨见识。

峡谷底部有一湾溪水穿云破雾潺潺而过，时而沿乱石回绕，时而穿暗洞潜行。出洞口时水量陡然加大，回声炸响，奔腾如瀑，村里人称之为皮渡河。国人敬称黄河是民族的母亲河，我心想，若把皮渡河称之为火岩村的母亲河，大抵也是讲得过去的。

记得刚到湘西，我的采访还真不怎么顺利。山阻水隔倒在其次，主要是当地的干部群众对“土匪”两个字十分反感。最初去到一个县查找史料，史志办给领导汇报，那领导一听就冒火：“以前到处都有土匪，怎么偏偏就讲湘西？明明就是偏见嘛。”软硬碰了几次钉子，很是无奈，只得找当地军分区协助。

那次采访时间很长，在湘西前后驻留了七个月时间。越是往后，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得越多，便越加体会到了那名干部内心深处对家乡痛切的热爱。湘西州那个地方山高水冷、土地贫瘠，再加上交通闭塞，物流枯竭，千百年来，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也许正因为如此，老百姓天性纯朴，倔强彪悍，特别能吃苦耐劳。

物资匮乏年代，出于生活逼迫，历朝历代有过从匪经历的人也不在少数。但那都是些衣食土匪，聚少散多。“聚则为匪、散则为民”“闲时为匪，忙时为民”。国民党军溃败前夕，湘西匪众曾接受国民党政权整编，那也只是前政权为苟延残喘的一时之需。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湘西大规模剿匪之后，土匪队伍顷刻瓦解，在新政权领导下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还有相当一批年富力强的精壮男子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到抗美援朝的主战场，用热忱和鲜血，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传奇。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军分区的朋友为我找一些曾经有过从匪经历的当地百姓，听他们说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尤其想见识一下当年的土匪到底是副怎样的面孔。万没想到见了面令我大失所望。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土匪”风马牛不相及，面色黝黑，身材瘦小，与村寨里的普通山民并无二致。他们都不爱讲话，我几乎一无所获。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的日子还很艰难，没工夫陪我一个城里人扯闲谈。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军分区院子里，我又荣幸地见到了一位当年威震四方的剿匪英雄。见到这位英雄的时候我很震惊，一名身高八尺虎背熊腰的西北大汉，往面前一站，令人唯有仰视。后来我在作品中塑造的“东北虎”人物原型，就是这位西北大汉。他是山西交城人，参加八路军大刀抗日，后来跟随解放军在东北打过三大战役，携带着赫赫战功挥师南下。剿灭完湘西匪患之后，他的军旅生涯戛然终止，留在了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坚忍不拔而又无怨无悔地走完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之路。

早在见到这位英雄之前，我就多次听湘西的朋友说过他种种的传奇故事。那天军分区的朋友用当地一种叫“苞谷烧”的烈酒招待他，介绍了我的身份，希望他谈谈自己的经历。他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他不肯说，我当然也不好多打听。其实我知道他的青春岁月是在战火中度过的，早在从军之前，他也有短暂的个人情感与生离死别的人生经历。岁月苦短，英雄迟暮，曾经的战斗功臣把曾经的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他当然不可能忘记，但是他来不及回味。他在自己认定的革命道路上始终行色匆匆。

后来完成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从片头到片尾，时时处处流淌着的主旋律就是那首“猎人魂”。我们专门请来了情感深沉、音调圆韵的女中音歌唱家，将一曲“也有老母亲，也有心上人，也有生死情，也有离别恨”演唱得千回百转，刻骨铭心。别人都觉得歌词写得好，唱得很好听，只有我才知道，“猎人魂”字面上是我们写的，实际上用生命演绎那曲悲歌的人，是当年参加湘西剿匪的千万名战斗英雄，还有世世代代生活在湘西土地上的人民大众。

我在湘西的采访进行到一半，也就是三个多月的时候，曾经回到长沙小作休整。有一件事情如鲠在喉，便去了一趟老领导家。他是从部队上转业到地方的老干部，那支部队就是当年湘西剿匪的主力军。我去湘西采访剿匪故事，就是这名老领导指派的。我向他作了汇报，然后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把剧名改一下，能不能不叫《湘西剿匪记》。他当然不情愿，但是很重视我的意见，问为什么要改。我便告诉他，当年参加过湘西剿匪的人大多数都健在，我没有亲身经历，肯定不能还原那段生活真实。其实这只是我的托词，对于文学创作而言，生活的真实性固然重要，但是比这点更重要的，是抓住了艺术的真实感。我从那位剿匪英雄还有当地那些有过从匪经历的老乡身上，已经感觉到很多人的本性和本真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感觉到了人性的可贵，情感上我真的不愿意贬损他们。当时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轮廓，想用我汇集的人物和素材创作一部全新视角的剿匪故事。既然这样，再使用真实地名就会捆绑住自己的思维和手脚。

我不知道老领导是否理解我的想法，至少他不情愿我知难而退，竟爽快地同意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以至于问我改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看见他办公桌上有一罐“冻顶乌龙茶”，灵机一动：“改成乌龙山怎么样？乌龙山剿匪记，行吗？”老领导一拍大腿，“好啊。这名字响亮。”

《乌龙山剿匪记》这部电视连续剧于1987年首播，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起初的意料之外。当然，也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比较少，一经播出，竟然万人空巷，家喻户晓。尤其没有想到，连续二三十年，这部作品的收视热潮经久不衰。无须讳言，这种效应对于原创作者而言，当然是一生中极大的欣慰。

更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湘西数百万干部群众的认可与喜爱。曾经有个现象令人忍俊不禁，当年为了不至于让当地百姓反感，我把湘西地名改成了一个无中生有的“乌龙山”。不曾想电视剧火爆之后，湘西很多地方的干部群众都主动把“乌龙山”往自己身上套。我是特意改过去的，他们又自觉自愿改了回来。还不仅是湘西一个州，武陵山脉以及雪峰山脉一带都宣称他们那里是乌龙山。这种状态令我激动，心里也就格外踏实。

记得电视剧播出一段时间之后，湘西州一位主管宣传的领导带了一箱“乌龙山酒”来长沙找我，说他们准备把龙山县那条皮渡河峡谷改为“乌龙山大峡谷”。因为牵涉到知识产权，所以请我授权许可。老部长说，“就当是知识扶贫吧”。我很感动，根本不用想就同意了。部长把那一箱酒送给我作为感谢，我说，应该感谢湘西的山山水水，感谢湘西的父老乡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我的作品。

这其中有一位比亲兄弟还亲的好朋友，他叫蔡测海。1980年我调到省广播电视艺术团的时候，蔡测海也在省广播电台当记者。他比我小四岁，大家都叫他“蔡哥”，我从众，也那么叫他。却不知道这蔡哥竟然就是湘西人，而且老家就在龙山，居然就在皮渡河崖坡腰间的火岩村。1997年我和老友谭谈老兄还有这位蔡哥，受省领导指派，历时三个月，行程两万里，行走二十一个贫困县，寻访了一百零八个特困村。那是我第三次去到皮渡河火岩村，也是那一次我才知道蔡哥是火岩人。当时峡谷还没改名字，我们去到蔡哥的姐姐家吃了午饭，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感慨。那一路访贫，经过了蔡哥的家乡，后来又经过了谭谈的家乡，我便十分落寞，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父亲携家带口随工厂内迁至湖南辰溪。抗战胜利之后我母亲才寻到湖南，然后我在常德出生。常德只能算是我的出生地，多少年档案中的祖籍地填写的是“湖北武昌县”。

也许我不经意的感慨被蔡哥记住了，那里改为乌龙山大峡谷之后没多久，他的老家火岩村忽然改名为“乌龙山村”。这消息也是蔡哥告诉我的，他说，既然叫乌龙山村，你老哥当之无愧就是名誉村长。全体村民都投票通过了，从此以后你就有家乡了。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蔡测海在老家鼓噪的，没曾想有一次陪新疆的朋友去龙山县里耶办笔会，县委扶贫办主任也赶了过来，亲手把一本加盖了龙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公章的聘书郑重其事地授给了我。

这一切都是真实。跟创作规律正好相反，这是源自于艺术真实，还原为生活的真实。

人来到这个世界，赤条条什么都没带来，离开人世的那天，什么都带不走。任何牵挂都在生命存续期间，于是牵挂便是人类最实在、最美好也最宝贵的东西。

我非常荣幸，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了我魂系梦绕的牵挂。每逢过年过节，大峡谷和乌龙山村的人都给我寄他们亲手制作的腊肉还有香喷喷的腊猪脚。他们都知道我喜欢那一口，特意挑选上等精美的大肥肉，在火上把皮毛燎干净，切成方块煮熟，然后抽真空包装，一寄一大箱。足够我吃上一年。

我真切地感受到村子里的乡亲们也牵挂我，这便令我很有底气。每每带家人和朋友来到这里，我都在第一时间对他们作一句最自豪的推介：

“知道吗？这就是乌龙山。我的峡谷我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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